“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同时，把它们作为养老保险的投资对象，既创造了比较好的资金来源，同时对稳定金融市场也能起到一个良好的作用。”朱铭来告诉国是直通车记者。

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两高将“英烈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你会发现对性侵儿童的二次伤害无处不在，这也是为什么孩子沉默不敢说，我们鼓励孩子、家长报警，但目前环境下，谁也预料不到报警后伤害会更大还是小。”同样接受不少倾诉和求助的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