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吃不吃狗肉是观念之争，估计再争许多年也难有定论。但是为了“哀悼”一条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狗，而人肉他人、围堵驻京办，则是明明白白的错误行为。事实上，没人故意跟狗过不去，普通人与“爱狗人士”的观念差异仅仅在于——普通人认为，任何时候人权都高于狗权；而某些“爱狗人士”则把“狗权”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时愤怒过于猛烈，更对他人的安全与健康视若无物，也对法律缺乏敬畏，这就欠妥。

《外资“抢筹”A股市场 重点布局两大行业》“其实，司法实务部门现在对性侵案受害者的证言部分，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樊星说，被性侵儿童只要在不受成人影响下，“大概描述事发经过，或者不一定会说得很准确，但可能会演示几个动作等，再结合其他证据，就可以推定是否发生性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