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国是一家企业的老员工，事情发生后，由于精神恍惚，单位允许他休整了近半年的时间。去年，他在妻子位于罗村的店铺里滚下了楼梯，右手手腕粉碎性骨折，至今仍有后遗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儿童保护官员苏文颖对《财经》记者说，在儿童保护领域，“公认的一点是，目前的数据低估了性侵儿童发生率。”

《专访证监会首席律师：证券集体诉讼进展如何?》李莹所在的中心，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在朋友鼓励下报警，并向我们求助，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但她又放弃了”。她认为，不少儿童不敢、不愿说出来，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传统观念、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受害者不止一位，“但她们有很多担心，不敢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