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幼稚园的说法，郑鑫表示自己非常气愤。“我之前给刘院长打电话说要看录像，她答应好好的，但是我们12月4日去的时候，就看不见了，这不是很蹊跷吗？”

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助理樊星介绍，从他以往办案经验看，受害儿童主动说的不多，家长发现的也不多，“可以推定，我们看到的只是部分情况。”

《发改委:抓典型案例助“银发族”跨越“数字鸿沟”》事后人们查证，在杨正清的手机上，最后的一个通话，是12月24日晚打给贫困户陈士香的。而之前，他在村委会与当天同时下组调查的干部，一起整理白天找水的资料，商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