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丽是一位“新北京人”。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公司没有“留京指标”。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

会上，丁玲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则称这是“政治迫害”。会议出现僵局，只能暂时休会。

《借调借调，借而不调！警惕基层随意性借调常态化》PGOne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身为大众偶像，会起到的榜样效应，以及在当代青少年面前，究竟该去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