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但也有一些变通或例外。一般情况下，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不予受理。李莹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被强迫卖淫案，刑事案件开庭时受害方未得到通知，只好另行起诉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她最近刚刚拿到判决，法院酌情认定被告赔偿2万元精神损失费。

《脱贫攻坚|"纤夫村"的新生 太原小窑头村"蝶变"路》“政事儿”注意到，红旗歌舞团原定于2017年初前来国家大剧院演出，然而在2016年底的一场空难，使得这场演出未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