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然而，当这种“关联”不再只局限于个人此前的关注和消费记录，而是不断向隐私“腹地”蔓延时，不安成为了众多网友的本能反应。

《中国制造日|“雷火神山”和它们的硬核“朋友”》“然而因为中国没有区分成人色情和儿童色情，即使有关司法解释对儿童色情规定了低于一般淫秽电子信息的入罪标准，但总的来说，还是会影响打击儿童色情的力度。”苏文颖说。一是执法人员面临大量的网络淫秽、色情信息，很难将执法资源倾斜在打击儿童色情上；二是这类犯罪整体量刑不重，针对儿童色情的犯罪与国外相比处罚较轻。“在很多国家，成人色情不一定违法，但儿童色情却是一道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此外，很多承载此类内容的服务器多在国外，也给执法带来难度，迫切需要更多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