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所在的中心，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在朋友鼓励下报警，并向我们求助，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但她又放弃了”。她认为，不少儿童不敢、不愿说出来，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传统观念、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受害者不止一位，“但她们有很多担心，不敢站出来”。

“据我所知，当时不少游资还在四处寻找天然气下游企业，向后者提供资金代为囤积LNG待涨而沽，有时只需囤积天然气4-5天，就能收获逾30%的价差收益。”一家国内民间LNG贸易商罗刚（化名）介绍。更有甚者，不少投资机构干脆跑到新加坡直接斥巨资买涨天然气期货。

《难忘2020,难忘每一个认真生活、闪闪发光的你》皮艺军对《财经》记者说，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宏观有关，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起到积极作用，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性侵儿童报案难、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