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但因为证据问题，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也没办法帮助她。”

1956年6月的一天，28岁的林绍纲从中南大区文化机关调进中国作家协会，来到北京市东总布胡同22号报到。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5年来25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你会发现对性侵儿童的二次伤害无处不在，这也是为什么孩子沉默不敢说，我们鼓励孩子、家长报警，但目前环境下，谁也预料不到报警后伤害会更大还是小。”同样接受不少倾诉和求助的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