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这么严重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不找借口了，直接刨根：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扎实不彻底，对扶贫领域出现的问题清理整治不力，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监督监管层层失守，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不到位。

《年度汉字看台海 民进党当局“不能说的秘密”》同时，该意见称，对未成年被害人因性侵害犯罪而造成人身损害，不能及时获得有效赔偿，生活困难的，优先考虑予以司法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