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如何与劳动、人社、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需进一步考虑。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

2015年起，他指使下属采取虚构工程项目的方式，伪造工程合同及验收报告，并令人冒用他人身份先后注册成立了两家“皮包”公司，专门用于虚开建筑类发票，总共套取财政和扶贫发展专项资金518万余元，其中扶贫资金90余万元。在套取资金的同时，他还以乡财政资金困难为由，13次从乡代理办违规挪用村级集体资金和村民互助资金435.2万元，其中最多一次，挪用资金高达80万元。

《故宫博物院深耕的年轻人:上屋顶、下库房、修文物》每一个被揪出来的贪官身边，几乎都有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圈”，圈内之人不论是何身份，皆能鸡犬升天。长安街知事此前介绍过一些案例，如黑龙江省人大原副主任盖如垠的司机马门启诈骗30万、湖南衡阳市委原书记李亿龙的保姆胡兴红受贿20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