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平也不知道，我们寻找的路径是否正确，“如果地址是对的，那户人家丢了孩子为什么不报警？或者，地址找错了？也许我把孩子拐跑之后，那个家庭就破裂了，两口子离了婚，又各自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不方便出来相认了？”她有很多猜测，“我只想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了我就去坐牢，给自己赎罪。丢了孩子的妈妈，一定一辈子都在找这个孩子，是我害了她。”

给19岁的女儿夏双还贷10余万元后，刘丽才发现女儿的债务是个无底洞。面对催收人员天天上门，刘丽不堪压力，于1月8日喝下两瓶农药结束自己的生命。

《国台办：2020年是对台工作极不平凡的一年》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131.6万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78.6万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59.7%；第二种形态41.2万人次，占31.3%；第三种形态7万人次，占5.3%；第四种形态4.8万人次，占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