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当时外国作家经常点名求见赵树理，但林绍纲邀请他时总是被拒绝。一次，他终于答应了，穿着布鞋、胡子拉碴地随团出访，住宾馆非硬板床不睡，只好让他锁上门睡地板。别人在台上讲话，他不爱听了就去洗手抽烟，边哼哼山西上党梆子。看晚会总是睡着，甚至打起呼噜。

《中非共和国东部发生暴力冲突 已致22死36伤》皮艺军对《财经》记者说，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宏观有关，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起到积极作用，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性侵儿童报案难、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