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艺军对《财经》记者说，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宏观有关，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起到积极作用，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性侵儿童报案难、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

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女童保护”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越来越多，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她感到无力，“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专业团队来做”。

《最高检:明年起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1月3日，记者在湖南湘西花垣县采访监察委时，正好遇到有人前来“自首”，记者在征得当事人和花垣县监察委同意后，当事人李明（化名）表示愿意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与自己有类似经历的人，早日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