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艺军对《财经》记者说，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宏观有关，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起到积极作用，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性侵儿童报案难、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

杨延丽是一位“新北京人”。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公司没有“留京指标”。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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