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信息技术和相关设备发明以来，情况就更糟糕了，开始不断有人高喊着“隐私已经终结”。你看，相机和摄像头的发明，便利了对人的偷拍和监控；电报和电话的发明则让我们更容易遭到窃听；计算机的发明，让个人隐私传播更加方便；而一定规模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倒卖市场的形成也大多得益于此。从技术上来说，我们痛心疾首的徐玉玉案的根源，也在于此。

2018年的第一个星期很“刺激”。先是两天之内“首虎”、“二虎”现身，两位副省长接连倒在反腐败不停歇的路上。同时，中央纪委公布了一则重磅消息，新闻联播都进行了报道——“河北省委对张家口市及有关县扶贫领域突出问题严肃问责”。

《司法解释将"英烈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杨延丽是一位“新北京人”。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公司没有“留京指标”。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