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1959年，反右倾开始，作协党组秘密批判赵树理和郭小川。后来，林绍纲听郭小川说：“批判赵树理才好玩儿呢，你说一句，他说十句，翻着他那个笔记本说得有理有据，谁也说不过他，咋办，主持人只能宣布散会。”

《浙江:骚扰电话挤占 110总接警量超四成为无效警情》李莹认为，性侵案尤其受侵者是儿童的，法院对精神损害不予考虑，使受害儿童不能得到权利救济。“性侵儿童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可能不多，但对心理伤害很大且持续深远，有些孩子即便当前就出现心理伤害并经过评估，但要经过法庭认可的司法鉴定也很难。她希望这方面法律上能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