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赔偿只是刑事和解的形式之一，赔偿数额要依法依规合乎情理，受害人对加害人不予谅解，也不必然影响法院对加害人的量刑。本案中，孙某提出的赔偿请求明显超过其合理损失，依法不予支持。张某认罪态度较好，自愿赔偿，且赔偿数额远远高于法院最终认定的合理损失，可以认定其确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从轻处罚。

《空气卫士or健康杀手？“不，我只是一盆绿植”》辽宁、内蒙古的经济数据造假被正视并公开，就跟经济进入新常态、相关审计和财经纪律执行力度加大等大背景有关。但有效的经济数据统计监管，不能等造假问题严重后自动暴露。此前辽宁公开的造假时间从2011年持续至2014年，时间跨度不短。这更说明，严肃经济数据审计，健全预防机制，容不得懈怠。